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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全保障义务及其限度
2011/07/14 10:40:51

西湖法院  薛书松

论文提要:2010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正式实施,该法首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对民众的合法权益有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但与此同时,《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较为原则,特别是对安全保障义务的限度未能做出明确规定,而对安全保障义务限度的不同认识又会对审判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本文旨在对安全保障义务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发展,通过相关案例的分析,总结确定安全保障义务限度的标准,同时对认定行为人是否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导言:问题的提出

案例:2008年7月22日晚,原告蒋志照持票到被告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游泳馆游泳。在泳池内担任救生员的李永刚曾提醒原告不要跳水,但未引起原告的重视。原告从跳台上往水池中跳的过程中,其头部碰到在水中游泳的他人,致原告受伤,后原告被救上岸后住院治疗。2009年2月3日,经鉴定,原告构成七级伤残。原告遂以被告未尽安全管理义务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240426.2元,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元。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对自己受到的伤害应付主要责任,被告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的30%,计74281.4元。二审中,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自身过错是造成受伤的原因,游泳馆已尽到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

该案例在实践中有着典型的意义,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对行为人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是否已经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一、二审法院作出了不同的判决。由此可见,行为人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安全保障义务的限度成为确定其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关键。如果行为人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自不必言,在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若其行为在安全保障义务限度之内,则应当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若其行为超过了安全保障义务的限度,行为人无需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与此相关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如何确定行为人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行为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又根据什么标准确定其所负义务的限度?鉴于学界对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研究较为深入,本文在简单介绍安全保障义务相关理论问题的基础上,着重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介绍安全保障义务在我国的发展并通过对实践中典型案例的总结归纳确定安全保障义务限度的标准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对他方当事人负有的安全、保护和照顾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的显著特征在于义务人需以积极作为的方式避免给他人造成损害,如果义务人怠于作为则构成义务的违反而需承担适当的法律责任。

(二)安全保障义务的正当性分析

传统侵权法认为,行为人仅对其积极作为造成他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而不对消极不作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类型的侵权形式不断涌现,固守传统的侵权法理论将会使受害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各国和地区纷纷通过司法实践或者立法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概括而言,以下理论为安全保障义务奠定了法理基础:

1.危险控制理论。一般而言,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及活动的组织者对相关的经营、活动场地、设施、设备较其他人更为熟悉,对可能存在的危险有更加清楚的认识,由其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能够更加及时、高效的排除潜在的危险。除了管理者或组织者明示的危险外,社会公众有理由相信进入由其管理的公共场所或参加其组织的群众性活动能够得到人身、财产安全方面的充分保护。比如进入宾馆住宿的旅客相信其不会在住宿中遭遇人身损害,否则将没有人入住宾馆。因此,相对于受害人而言,安全保障义务人在危险控制方面处在较为优势的地位,在规范层面加重其责任符合实质公平的理念。

2.权利义务相互性理论。该理论认为,法律权利只有借助法律义务才能实现;法律义务只有为法律权利而设定,才有存在的合理性。即法律义务是法律权利的手段,法律权利是法律义务的目的。正当义务的设定必须具有公认性、普遍性和公平性三个特征,同时,这三个特征也对应着正当义务之目的—权利的普遍的、公平的实现。[2]依照传统民法理论,当事人受到第三人的伤害只能要求管理人或组织者承担违约责任,而对于没有合同关系的受害人则只能要求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在直接侵权人无法找到或者无力赔偿的情况下,其权利就难以得到保护。而受害人的损害毕竟和管理人或组织者某些方面的不足有一定的关系,若完全排除管理人或组织者的责任是对公众权利的漠视。正是为了保护受害人权利的普遍实现,需要给权利的向对方以较强的义务规制,体现在侵权法上,即是要求管理者和组织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3.经济分析和比较结论。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比较,安全保障义务人避免和减轻损害发生的成本最低,其应当承担必要和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3]

二、     安全保障义务在我国的确立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沿革

一般认为,我国的安全保障义务最早规定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该法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该规定虽未直接提出安全保障义务这一概念,但从其内容中可以得出经营者对消费者负有保障其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义务。然而对于第三人致消费者损害时经营者是否负有该义务则存在争议。同时,该规定仅限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对于其他主体间的安全保障义务显然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能够涵盖的。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视为我国安全保障义务的雏形。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公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该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自此,安全保障义务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正式进入到司法实践中。该规定将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扩至经营者和其他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承担规则。但由于该规定是为保护人身损害而设定,对于财产受到损害是否能够引用该规定仍存在疑问。

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作为一个独立的侵权类型进行了规定,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侵权责任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虽然其主要以列举式的方式来确定相关的侵权责任人而非设定一般性的标准,但也仍然反映出立法对现实当中多发事件的回应和对安全保障责任的高度重视。

(二)安全保障义务的实践演进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出台前后,大量有关安全保障义务的案件见诸报端。这一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通过公布相关案例指导全国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审理。通过对这些案例的考察,也可以看出安全保障义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演进历程。

第一阶段:合同附随义务阶段。在早期的审判实践中,并未提出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法院通常根据具体的法律规定进行裁判。如在王丽毅等诉上海银河宾馆一案中,因原告女儿王翰在被告宾馆被犯罪分子杀害,财物被劫,一审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审理后认为,王翰入住被告银河宾馆,与银河宾馆之间建立的是合同法律关系,应使用合同法律进行调整。遂援引《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和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认为“银河宾馆既然基于对宾馆的管理以及对入住宾馆客人的优质服务而作出‘24小时的保安巡视,确保您的人身安全’的服务承诺,则应予以兑现,现未能兑现承诺,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二审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新生效的《合同法》第六十条关于附随义务的规定,认为“根据住宿合同的性质、目的和行业习惯,避免旅客人身、财产受到侵害,就成为此类合同的附随义务,……住宿合同一经成立,无论宾馆是否向旅客出具口头的或者书面的安全保证或承诺,合同的附随义务都随之产生并客观存在。本案中,上诉人银河宾馆向旅客承诺‘24小时的保安巡视,确保您的人身安全’,是自愿将合同的附随义务上升为合同的主义务,更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这一义务。”后维持了一审判决。[4]该案即将避免旅客人身、财产损害的义务认定为《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通过违约责任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阶段:安全保障义务的初步确立阶段。经营场所出现的致人损害案件,法院在判决中不再单独援引《合同法》的规定,而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认定经营者有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若经营者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才承担责任,否则不承担责任。如在李彬诉陆仙芹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原告在被告开办的饮食店吃饭时,被身份不明的人入店无故打伤。无锡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现行法律理念,经营者对正在接受其服务的消费者的人身安全,负有谨慎注意和照顾的义务。即在其所能控制的范围内,采取其能力所及的合理措施,防止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呗第三人侵害,或者在这种侵害发生后尽力避免损害结果的扩大。……根据本案事实,被告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原告的人身安全尽到了谨慎注意和照顾的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无锡中院也以同样的理由维持了一审判决。[5]

该案援引《消费者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认为经营者对消费者人身安全负有谨慎注意和照顾义务,可以说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初步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

第三阶段:安全保障义务的正式确立。如前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后,安全保障义务正式确立。该解释发布后,法院对于类似的案件有了明确的依据,并将相关案件的裁判统一于安全保障义务之下。此后,《公报》陆续发布了相关案例,为审判实践正确理解和运用安全保障义务作出指引。如:吴成礼等诉官渡建行、五华保安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6]、吴文景等诉厦门市康健旅行社有限公司、福建省永春牛姆林旅游发展服务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7]等。

三、     边界的确定: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探究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要求经营者或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对究竟何为“合理限度”并无明确规定。《侵权责任法》虽未采用“合理限度”一词,但无限度的义务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义务,该法第三十七条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实际也包含着“合理限度”的要求。但对如何确定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正如最高院的法官所预料的,在如何理解安全保障义务人危险控制义务的履行问题上,衡量是否已经尽危险控制义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8]安全保障义务在法律上规定的原则性,一方面给法官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也给裁判带来了较大的难度。但这并不表示对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的判断没有依据可言。从王丽毅等诉上海银河宾馆案至今,我国审判实践中对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解和运用已有近十年的时间,期间各种案例层出不穷,我们可以结合相关案例对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的一般标准进行总结,以期能够使其边界尽量清晰。

(一)确定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的一般标准

1.法定标准。在法律、法规、规章、或特定的操作规程等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有明确规定时,应当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判断。如公安部《高层建筑消防管理规则》第三十三条规定:“建筑物内的自动报警和灭火系统,防、排烟设备,防火门、防火卷帘和消火栓等,要定期进行检查测试,凡失灵损坏的,要及时维修或更换,确保完整好用。”这就是明确高层建筑所有人或管理人预防火灾的法定规则,若所有人或管理人没有对防火设备进行及时更换致使消防设备在火灾发生时失灵,则可以认定高层建筑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承办者发现进入活动场所的人员达到核准数量时,应当立即停止验票;发现持有划定区域以外的门票或者持假票的人员,应当拒绝其入场并向活动现场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报告。”该规定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应当确保活动参加人员不超过核定数额,若因超员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应当认定活动组织者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另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经营者和活动组织者的义务也进行了规定,若违反该规定,则应认定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

2.一般性标准。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对于场所或活动中的危险应尽到可能的控制义务,首先对于潜在的可能风险的警告、提醒义务,如做过清洁的地面,应明确警示“地面未干,小心滑倒”;桑拿、浴室应当作出“醉酒者和精神病人、皮肤病人、传染病患者禁止入内”字样等。对这种提示性义务没有履行,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构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其次,对于受邀请进入到公共场所或参加活动者遭受到的损害,应尽一切可能使受害人的损害降到最低程度,方可认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在硬件设施方面,配备足够的安保人员,设置门禁、报警装置、录像监控等,并保证设施的正常运行。对于发生的损害及时报警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损害发生,对已经发生的损害及时实施救助。若没有积极采取措施导致损害发生或扩大,应当认定管理者或组织者有过错,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如2003年,李燕与工友一起到东莞市大家乐溜冰场溜冰。李燕溜冰时摔倒,工友发现李燕上半身抽筋,但无出血现象。溜冰场保安见此情景,估计李燕是“发羊癫疯”,遂将其抱至溜冰场门口。因李燕处于昏迷状态,保安建议其工友将其送至附近的卫生站,工友要求保安帮忙,被保安拒绝。其后,工友将李燕送至卫生站,后转至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保安对李燕伤势判断符合常理,也意识到应当将其送往治疗,并向伤者的同时建议将其送至附近的卫生站,但当伤者的同事要求在场保安人员协助时,却被拒绝,在场保安人员明知伤者是溜冰场的消费者,且处于危险之中,却怠于协助,应承担20%的损害赔偿责任。[9]

3.预见性标准。预见性标准指作为理性人所具有的能够感知潜在危险范围的标准。法律不能强人所难,法定义务必须要在公众承受范围之内。义务人对预见范围内的损害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损害发生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对于超出预见范围的损失则无需承担责任。如在马青等诉古南都酒店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原告之子钱进在被告信泰证券公司承租的属于被告古南都酒店的房间内进行股票交易时,因晾晒在窗台上的鞋垫落到窗外平台,钱进自行卸开窗户上的限位器,翻窗到窗外平台上欲捡回鞋垫,因平台底板塌落而坠楼死亡。南京市宣武区法院认为,经营者只是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这个合理限度应当根据一般常识来确定。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从室内没有通往平台的门这一事实上,认识到窗外的平台并非阳台。因此要求被告对窗外平台的危险再予警示,超出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了原判。[10]

在考察当事人对可能发生的损害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时,应结合具体案件进行个别分析。对于特殊行业或职业的预见性标准的要求要高于一般人的标准。比如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其应当预见到设置在营业场所的ATM机有被犯罪分子安装窃取密码装置,盗取客户账号内存款的可能,就有及时通知客户注意防范该种犯罪并对其ATM机进行及时检查的义务,而不能以客户经常使用ATM机,应该由能力识别犯罪装置,对于犯罪行为无法预见为由进行抗辩。否则其便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客户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1]

4.特别标准。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危险,管理者或活动组织者应当:其一,消除这个危险,使之不能发生;其二,使未成年人与该危险隔绝,使其无法接触这个危险;其三,采取其他措施,保障不能对儿童造成损害。[12]如酒吧、歌厅等娱乐场所应当明示“未成年人禁止入内”,商场的电梯口应张贴“儿童应由监护人陪伴”的提示,即便是商场免费供儿童游玩的设施,也必须对可能的危险性作出说明并在必要时派专人进行看护,否则造成未成年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如2007年10月,李女士带6岁的儿子到某快餐店用餐,该店内设有儿童乐园,提示牌上写明:“本设施无偿使用,如发生任何意外,本店恕不负责。”李女士让儿子进入玩耍,自己排队点餐。孰料,儿子在玩耍时不慎摔伤,致左手手臂骨折。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认为,快餐店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儿童乐园作为其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一部分,是为餐饮商品销售目的的配套服务部分,其目的是吸引顾客。在此前提下,不能以上述格式条款免责。而且快餐店没有对儿童乐园设施的适用对消费者进行充分提示,对损害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13]

(二)确定安全保障义务应注意的问题

在具体认定行为人是否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时,除依照上述标准进行判断外,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范围。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由此可见,担负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有两类:一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二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对于该义务主体应严格把握,不能盲目的扩大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范围。如对群众性活动应理解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参加人数较多的活动,比如体育比赛活动、演唱会、音乐会等文艺演出活动,展览、展销等活动,……人才招聘会、现场开奖的彩票销售等活动”。[14]而不宜将同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然人之间自发组织的自助游、家庭聚会等活动认为是本条规定的群众性活动,不宜将这些活动的组织者认定为应对活动的参加者负安全保障义务。[15]不然的话,将会使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范围没有边际,任何有一定社会联系的自然人之间均可能互相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此必然背离安全保障义务的保护公众权利的初衷,超越民众的承受限度,将导致人人不得安全、个人不得自由。

2.安全保障义务在损害分担当中的比例问题

这是安全保障义务限度这一理论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的展开,也是裁判当中最为棘手和困难的边际确定问题。由于侵权法的意旨在于将既有的损害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摊,那么对相关的分摊比例问题的明确将对个案的解决大有裨益,同时,提出合理的判断标准也是具体的判决具备可接受性的重要基础。德国学者梅迪库斯认为:随着一个交往空间或领域的开启,安全保障义务随之发生,谁开启了一项交往领域,就必须尽力将于此相连的危险减到最小的程度,这一理由适用于街道、商场等;此外在对已经存在的交往空间的影响上,自己加入到某个交往空间去,同样发生对他人安全保障义务。[16]如果我们进行合理的类推的话,可以认定个人对自己加入某一交往空间领域时,对自己也应该具备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对于具体的比例承担问题,我们可以沿用侵权法当中相对比较成熟的过错相抵原则,即按照在某一既定交往空间当中加害人和受害人双方各自对自身应予承担的安全注意义务的大致比例出发来确定最终安全保障方应予最终承担的损害份额,并且对这一是由应该在判决书当中进行充分的论证,以实现其说理和可接受的效果。

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疑难案件会不断涌现,《侵权责任法》在我国的实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审判人员运用更多智慧在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公平合理的解决。安全保障义务问题经过几年的研究和探索,在立法和审判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有与之相关的若干问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以期形成相对稳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判断规则,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的使社会公众的人身、财产权利得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又能够给管理人和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划定合理界限,防止不当扩大义务范围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1] 王勇:《游泳馆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9月9日,第6版。


[2] 谢晖:《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9页。


[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使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2页。


[4] 参见《王利毅、张丽霞诉上海银河宾馆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2期,第55—59页。


[5] 参见《李彬诉陆仙芹、陆选凤、朱海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4期,第139—140页。


[6] 参见《吴成礼等诉官渡建行、五华保安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12期,第28页。


[7] 参见《吴文景、张恺逸、吴彩娟诉厦门市康健旅行社有限公司、福建省永春牛姆林旅游发展服务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6期,第28页。


[8] 参见黄松有主编:《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9] 毛德龙:《溜冰“溜”出来的官司》,载《人民司法》2004年第12期,第68页。


[10] 参见《马青等诉古南都酒店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11期,第41—44页。


[11] 参见《顾骏诉上海交行储蓄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4期,第40—44页。


[12]杨立新:《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及其责任》,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第25页。


[13] 《孩子,让法律保护你茁壮成长》,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5月29日,第8版。


[14] 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15] 蒙晓阳、余兵:《自助游驴友应否互负安全保障义务?—以广西南宁“中国驴友第一案”两审判决为例》,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78页。


[16] 转引自刘文杰:《德国侵权法上的一般安全义务》,载《民商法论丛》(第37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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