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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罚金刑的规范量刑
2011/09/30 15:58:30

吕后旺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出台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的若干意见(试行)》等司法解释,从实体上、程序上对刑事审判中的量刑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随后各级地方法院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规范量刑的配套规定。这些规定的实施对纠正刑事审判中因主客观原因造成的量刑偏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我国法治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量刑规范化中仅仅对于自由刑作出了规定,对在我国刑罚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的财产刑尤其是罚金刑却只字未提。这不仅反映出了司法实践中对于罚金刑的不重视,同时也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量刑规范化工作的一大缺憾。1979刑法典的分则中涉及罚金刑的条文只有20条,到修正后的1997年刑法典,已经扩大到184条,涉及的罪名有176个,占全部罪名的41.5%[]这说明我国在罚金刑立法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法律规定过于笼统,没有确定的依据和标准,对如何根据犯罪情节判处罚金没有明确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这些都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造成量刑的畸轻或畸重。犯罪人大多是经济动物,他们犯罪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财产或经济利益。“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反它的生存条件(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在财产刑上对犯罪人进行处罚,使犯罪人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得不偿失,能扼住犯罪的咽喉,从根本上防止和控制犯罪行为。

因为,罚金刑能够给犯罪人在经济上以严厉的制裁,剥夺犯罪人的犯罪所和其继续实施犯罪的资本,使其无利可图、得不偿失,是惩治贪利性犯罪、财产犯罪、经济犯罪的有效方法。同时,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为社会公众提供了获取财产的更多可能和机会,也使得社会公众的财产较以往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经济犯罪情况的变化特点,为罚金刑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客观要求,人们经济观念和刑罚观念的转变,又为罚金刑改革和完善奠定了思想基础。生产的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则为罚金刑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可能。在本文中,笔者将对罚金刑的规范量刑作一个初步的阐述,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重视,并最终推动罚金刑规范量刑的开展。

一、罚金刑规范量刑的前提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被告人的量刑同样如此。要做到准确量刑,前提是查清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财产状况。犯罪情节在公安预审卷宗以及检察机关提交的证据中一般都有详细的反映。由于司法实践中对罚金刑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交法庭的证据中一般都没有涉及被告人财产状况的证据。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推行财产状况随卷移送制度,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也没有把调查收集犯罪嫌疑个人财产状况方面的证据材料作为侦查的一项内容,确定刑事被告人个人财产状况的依据只是审判人员提审或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的口供。很明显,这样的结论是缺乏充分证据证实的。据此确定的罚金数额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基础上形成的,表现出了法官在确定罚金数额时的主观随意性,并由此导致裁量结果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不同法院之间,而且在同一法院不同的审判人员之间,甚至同一审判人员在处理不同案件也表现出结果的不一致。[]

对此,笔者建议,1、建立对犯罪嫌疑人个人及家庭财产状况随案移送制度。侦查机关从立案之日起,对涉嫌按照法律规定应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即应调查其财产状况,详细审查各类财产,包括其家庭存款、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债权等,开列清单,并将调查的结果随案移送,便于法院进一步了解、查清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为法院对被告人判处自由刑和财产刑提供依据,为财产刑的执行提供保障。对无个人财产的也要移送说明,为案件的判决提供准确信息。

2、建立对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先行查封、扣押制度。为实现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财产的有效控制,对于有可能转移、隐匿、变卖甚至毁损可供执行财产的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可由侦查机关先行查封、扣押。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转移、隐匿、变卖可供执行的财产,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情节严重的,应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将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的调查作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任务,并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确立,以督促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全面取证,进而为法庭准确量刑打下良好基础。本地、外地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可委托被告人户籍地的公安机关代为侦查。弄虚作假的,追究其责任。

3、建立财产统计制度。罚金刑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行,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犯罪分子个人的财产状况。我国目前尚无完备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 财产性犯罪、贪利性犯罪越来越多, 罚金刑的地位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应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应逐步纳入社会管理体制之中。[]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统计成本大大降低,使得财产申报登记、统计的开展成为可能。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为基础,建立完善的统计制度,以构筑财产刑的保障机制。

4、确立罚金刑所涉及的财产与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关系。我国刑法第36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实践中,个别法院的部分案件存在“重罚金轻退赔”、与民争利的现象。部分案件的办理在这方面存在瑕疵,只动员被告人或其家属积极缴纳罚金,却不动员他们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宣判后直接将被告人或其亲属主动缴纳的罚金上缴国库,致使被害人无法从中受偿。虽然被害人可以采取申请执行的救济措施,但企望被告人在宣判后依法赔偿很难实现,最终被害人只能蒙受损失而无法得到补偿。[]因此,我们在刑事审判中,应当严格执行刑法第36条的规定,在被告人的财产不足以同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和缴纳罚金时,首先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二、罚金刑规范量刑的原则与方法

1、确立罚金刑的裁量原则。

对被告人适用罚金刑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与被告人不法所得相适应原则。决定罚金数额时,一般要等于或大于犯罪人所获取的不法收入,以免被告人缴纳少量罚金,却获得了大量非法利益。在决定罚金时,应考虑三个因素:罪责、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不法所得的数额。首先,要反对罚金数额的过高。“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蛮横的。”[]所以,罚金数额的确定,必须考虑罚金刑的惩罚的量与犯罪所造成的恶的量相适应。过量的惩罚,也就是一种新的“恶”。罚金刑的过量,不仅仅造成被告人经济负担过重、导致执行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其次,要反对罚金数额的过低。罚金数额过低使被告人获得的经济利益大于其所受到的损失。这违反了“任何人不能从其不法行为中获利”的古训,不能起到从经济上惩罚被告人的作用,在实践中无异于鼓励被告人实施犯罪。

第二,罚金刑适应通货膨胀原则。通货膨胀是指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实际所需要的量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通货膨胀后,相同的罚金数额在不同时期给犯罪人带来的惩罚的量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导致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犯罪人所犯的相同或相似犯罪所判处的相同数额的罚金实际上罚金数额相差悬殊。(这里主要针对无限额罚金。倍比罚金和限额罚金一般不存在次问题。)比如对妨害公务罪判处单处罚金1000元,1997年的1000元和2011年的1000元在购买力上相差是很悬殊的。基于此,刑事审判工作中,在确定罚金数额的时候,要考虑罚金的数额与社会的物价水平的关系,使罚金刑与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相适应,从而做到对犯罪人准确适用罚金,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这就是罚金刑要适应通货膨胀的原则。

为实现适应通货膨胀的要求,各国在罚金刑立法上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两种:首先是扩大罚金刑数额的最高限度与最低限度的幅度,为适应通货膨胀留下较宽的空间;其次是以社会最低劳动报酬或者职工的平均收入作为罚金刑的基准数来确定罚金刑。社会的最低劳动报酬与职工的平均收入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变动的,它的变化基本上能反映通货膨胀的状况。以此为基准数来确定罚金刑能够使罚金的数额与通货膨胀相适应。

第三,罚金刑相对平等、与具体犯罪案发率相一致原则。罚金刑数额的平等原则,是指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人,在适用罚金刑的时候能体现刑罚的平等性。罚金刑的不平等性是罚金刑不可克服的弊病,因此在适用罚金刑时只能尽可能地抑制其缺陷而尽可能地接近平等原则。在我国目前地区差距大,贫富分化悬殊的状况下,强调罚金刑相对平等原则尤为重要。与具体犯罪案发率相一致原则是指,对被告人适用罚金时,判处罚金的多少,与该具体犯罪在犯罪地的案发率成正比例关系,即该犯罪犯罪率高,适用罚金相对也高。反之,适用罚金相对也低。罚金数额与具体案发率相一致原则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第四,罚金刑与其他刑种配合使用、与主刑相适应的原则。罚金刑虽然可以弥补短期自由刑的一些不足,但也有一些本身的局限,需要自由刑和其他刑种的配合使用。各国刑法对罚金刑所规定的选择使用、合并使用、附加使用都是这方面的立法实例。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注重罚金刑与自由刑的配合、衔接。原则上,主刑的刑期长,罚金刑的数额也应随之增加。

2、罚金刑规范量刑的方法。

1)确定主刑与罚金刑之间的关系。

罚金刑与徒刑形成比值,是指一个国家应当根据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因素的综合情况,从分则立法倾向上,或以总则条文明确作出规定,使罚金与一定期间的徒刑形成比值关系,并参照某罪徒刑的长短而确定此罪的罚金刑数额。[]当一个人被判处徒刑,进入监狱改造时,他丧失的不仅是人身自由、精神的愉悦,还有物质方面的损失,包括正常劳动的收入、升迁发展增加的收入、偶然所得等不确定的收入以及人际关系丧失后的额外支出等等。物质方面的损失可以用金钱计量,徒刑与罚金刑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参照性。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自由刑的金钱评价,是以职工的平均工资作为标准的。以国家上一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作为计算依据,虽然不足以弥补被监禁人的全部物质损失,但也是我国在立法上对自由与财产比值关系的一个积极尝试。

科学合理地确定徒刑与罚金刑的比值关系,对于罚金刑的正确适用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它能使罚金刑更准确地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第二、通过徒刑与罚金刑的换算,有利于用罚金刑替代短期自由刑;第三、有利于科学地计算徒刑与罚金刑并罚时的刑罚总量。所以,在立法上有必要明确徒刑与罚金刑的比值关系。

目前我国刑法关于罚金的适用主要有几种:即单处罚金、并处罚金、选处罚金(或者单处或者并处)、复合罚金。我们认为,对于并处罚金应当考虑主刑与附加刑之间的关系。目前罚金刑作为附加刑适用,除单处罚金外对被告人处刑时,按照主刑占刑罚比重的70%,罚金刑占刑罚比重的30%比较适宜。在特殊情况下,如犯罪情节较轻的,主刑与附加刑在刑罚中的比重各占50%。罚金刑在特殊情况下,被告人犯罪情节相对较轻,而对其判处主刑所在量刑档次的最低限,仍然偏重时,罚金刑作为缓和主刑的严厉程度、对被告人从轻判处的手段。比如,我们曾办理过两被告人盗窃他人银行卡并取款2万元的案件。被告人的亲属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刚刚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犯罪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而又没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偏重。盗窃犯罪案发率在所有犯罪中是最高的,而两被告人并非是盗窃近亲属、自己家的财物、未成年犯罪等情况,判处缓刑又明显偏轻,因此,我们最终就低判处两被告人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2)罚金刑数额的确定。

对于罚金刑数额的确定,我国刑法中有无限额罚金制、倍比罚金制、限额罚金制等几种方式。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1、无限额罚金制。我国刑法中大部分罚金刑的规定都属于无限额罚金制。无限额罚金制实质上是一种不确定的刑罚,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是相违背的,有可能导致法院职权过大,给法官造法提供条件,存在司法专横的危险。我国属于成文法的国家,无限额罚金制规定的大量存在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与统一。2、倍比罚金制。我国刑法关于倍比罚金制的规定,主要是以犯罪金额为参数,根据一定的比例确定罚金数额。但是,影响一种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因素有很多,并不仅限于涉案金额一个因素,单纯以涉案金额确定罚金刑数额的做法有时会有失偏颇。3、限额罚金制。限额罚金制规定了罚金的上下限数额,虽有利于抑制法官裁量的随意性,但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个人财产收入多元化的时代,限额罚金制也存在法律滞后性和实质上的不平等。同时,我国刑法中限额罚金制的罚金数额规定普遍偏高,使罚金刑有时难于执行。[]

我们认为,虽然立法上规定了前述四种罚金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在不违反立法的情况下完善倍比罚金刑,即修正的倍比罚金刑。倍比罚金刑的规定存在的问题是,部分罪名所规定的罚金刑的比例过高,使得罚金刑失去了轻刑的面目,并加剧了罚金刑的执行难。现行刑法分则中倍比罚金刑的比例有5个:1%以上5%以下、2%以上10%以下、5%以上20%以下、50%以上2倍以下、1倍以上5倍以下。如果说前4个量刑幅度适中的话,则第5个量刑幅度显然过高,不符合罚金刑的适度性原则。建议立法取消这一比例,适用50%以上3倍以下的罚金刑判处比例。在立法尚未取消这一比例之前,司法实务中,审判人员在不违反立法的前提下,实行修正的倍比罚金刑。具体为:首先,能够查清违法所得的,按照违法所得的倍数确定罚金数额。不能确定违法所得的,按照犯罪数额的倍数确定罚金数额。将罚金在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0.5-3倍之间分为三等,高档、中档、低档。高档为2-3倍,中档为1-2倍,低档为0.5-1倍。罚金的科处分为单处罚金、并处罚金两种情况。单处罚金一般选择中档或高档,并处罚金一般选择低档或者中档。同时与主刑搭配,并成反比例比值关系。对罚金的具体数额,我们认为,应当以犯罪地的上一年度的居民或农民的收入状况为参照,即犯罪地为城镇的,以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参照;犯罪地为农村的,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参照,并以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为基准确定罚金数额。例如,行为人盗窃价值5000元的财物,犯罪地为农村,该农村上一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000元。那么对行为人判处罚金时,如单处罚金,则一般选择高档或中档,犯罪情节较轻的也可以选择低档(高档为犯罪数额的2-3倍,中档为1-2倍,低档为0.5-1倍)。则对行为人单处罚金中档的数额为5000-10000元,高档的数额为10000-15000元,低档的数额为2500-5000元。如并处罚金,则一般选择低档或中档,同时考虑主刑与附加刑的比值关系,主刑高,则附加刑低,反之附加刑高。其次,对不能查清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经济犯罪或者财产轻罪,审判人员则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关证据情况选择罚金的适用档次。最后,对其他轻微犯罪,如单处罚金则根据犯罪地的经济情况,即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参照主刑来确定。犯罪地为农村,该地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5000元,则单处罚金的档次按照前述换算关系来确定,1倍为5000元。如并处罚金,则根据主刑与附加刑的比值关系来换算,具体不赘述。

最后,根据犯罪种类的不同确定罚金刑。具体分为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其他轻微犯罪。对经济犯罪,要注重从经济上制裁被告人,以加重其犯罪成本使之不敢再犯,因此罚金刑要首选高档,情节较轻的可以选择中档或低档,主刑则根据与罚金刑的比值关系可以相对较轻判处。对财产犯罪也应注重从经济上制裁被告人,但此类犯罪的被告人往往经济状况不佳,因此,在一般应适用中档或低档罚金刑,同时判处适当的主刑。对其他轻微犯罪,如单处罚金,则应适用高档或中档罚金,如并处罚金,则应适用低档或中档罚金。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规范适用

本部分参照2010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的规定。

1、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有一种观点是,反对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该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判处罚金的规定,但对于没有收入的未成年犯罪人来说,其罚金的来源只能有一种方式:即由其亲属支付相应的罚金。对未成年犯罪人实施的罚金处罚变成了对其亲属的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而被单处罚金刑的未成年犯罪人来说,实际上受刑罚处罚的是其亲属而不是未成年犯罪人,从而难以做到教育和惩罚相结合。同时因罚金刑实质上成为一种株连刑,也从根本上违背了罪责自负的原则。[]

笔者认为,该观点过于绝对。对于未成年犯判处罚金,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保护未成年人人身权利不受拘役或限制的人道主义原则。以罚金的形式来替代包括自由刑在内的其他刑罚,可以防止未成年犯在监所传染恶习,减少再犯。以罚金的形式来替代包括自由刑在内的其他刑罚,可以唤醒未成年犯家长的责任心和义务感,纠正其疏于管教的不良行为。以罚金的形式来替代包括自由刑在内的其他刑罚,符合刑罚经济的原则。通过对未成年人减轻处罚也能达到罪刑相适应。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据此,对此类未成年人判处罚金,不需要由其亲属支付相应的罚金,也不违背罪责自负的原则。同时,经济生活的多元化,有财产性收入、知识产权收入等非劳动收入的未成年人也大有人在,对此类未成年人判处罚金也完全适当。

2、关于单位犯罪。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处罚原则为双罚制,即对犯罪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的人员处以刑罚,对单位处以罚金。在此情况下,应严格掌握罚金刑的数额。因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刑罚,包含了对其处以罚金,因此,此时对犯罪单位处以罚金一般应控制在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0.5倍以上2倍以下。具体应选择中档或低档的罚金刑。

3、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法定量刑情节主要有从犯、未遂犯、中止犯、自首、立功、累犯等。酌定量刑情节主要有坦白、认罪、退赃、退赔、劣迹、赔偿损失、取得谅解等。同时,以下情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被告人的量刑,如犯罪动机是犯罪人主观恶性的表现,犯罪动机不同,一般动机与卑劣动机的犯罪人主观恶性亦不同。犯罪手段反映犯罪人的客观危害程度。手段一般与手段残忍、狡诈、隐蔽的危害性不同。犯罪时间、地点、犯罪结果、犯罪对象不同的犯罪人的危害性不同。老弱病残孕、抗洪抢险防汛救灾扶贫等财产。犯罪人一贯表现如一贯遵纪守法、表现良好,偶尔犯罪与一贯表现不好、有前科劣迹。罪后态度拒不交代、企图逃避法律制裁还是主动坦白积极退赃、挽回经济损失。对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体犯罪。

以上情节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被告人的量刑。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具体可以参照2010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的相关条目,将影响对被告人量刑的情节分为正向情节和负向情节,综合上述情节全盘作出考虑,力争做到量刑情节不重复、不遗漏,不枉不纵,实现对被告人的准确量刑。







[]邱兴隆著:《刑罚理性导论———刑罚的正当性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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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军:《简论罚金刑中的几个问题》,载《当代法学》,2001年第5期,第59页。


[]姜公臣等:《罚金刑适用之瑕疵与立法完善》,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0期,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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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维国、倪展:《论我国罚金刑数额立法的弊端及其完善》,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7页。


[]张方:《对我国罚金刑若干问题的思考》,载《山东审判》,2007年第六期,第86页。


[]徐章尧、盛黎丽:《不宜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3期,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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