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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坦白的司法认定与量刑
2012/07/12 11:44:35

吕后旺

 

论文提要:坦白是我国刑事法中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在《刑法修正案(八)》已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之际,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坦白概念厘定和坦白的成立条件均应以新法为根据。本文拟以《刑法修正案(八)》、新刑事诉讼法为视野,就坦白的概念、成立条件和司法实践中坦白与自首、供认的关系做一番探讨,并试图建立“自首——坦白——供认——庭审中认罪——不认罪”的犯罪人认罪体系,并参考《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等相关规定,构建对犯罪人坦白的均衡量刑机制,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不正常、不合理的问题。全文9800余字。

关键词:坦白 认定 量刑 刑法修正案(八) 新刑事诉讼法

 

 

引言

  坦白是我国刑事法中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影响了几代犯罪人也必然会继续影响即将犯罪的人对于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最终影响到对他们的量刑以及坦白这项司法制度的实际效果。因为制度上的原因,很多人犯罪后宁可选择对抗到底,也不愿意坦白自己的罪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观念影响。犯罪人选择对抗,不仅自己得不到从轻处理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查处犯罪的成本,浪费了大量本可以节约的司法资源,使办案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凸显。因为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虽然辩护律师常以被告人有坦白情节请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但在实践中的操作并不统一。有些地方的法院在判决中会回应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对被告人是否构成坦白以及是否应对其从轻处罚作出认定。但坦白不是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有些地方的法院在判决中根本不理会辩护律师关于被告人是否构成坦白的辩护意见,甚至在判决中对被告人是否构成坦白、应否对其从轻处罚只字不提。《刑法修正案(八)》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上升为一种法定的从轻处罚事由,这对刑事司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刑事侦查、审查起诉中侦查、检察人员必须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坦白的证据。在刑事审判中,法官对被告人是否构成坦白必须予以回应,即要么被告人构成坦白、要么不构成坦白,在逻辑上没有第三条路。而一个良好的判决,要想做到辨法析理、胜败皆服,就必须对被告人是否构成坦白做出充分的阐释,通过说理,使被告人、辩护律师心悦诚服地接受判决。本文拟就《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坦白的规定结合即将于明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坦白的认定与量刑做一番探讨,以求教于方家,希望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的执法人员对坦白的理解和适用。

  一、坦白的概念和构成条件

  (一)坦白的概念

  在刑法理论中,坦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坦白包括自首,自首是坦白的内容之一,是最高形式的坦白。广义的坦白概念和自首是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狭义的坦白不包括自首在内,二者是各有自己质的规定性的两种现象。[1]刑法理论上的坦白,通常是指狭义的坦白。本文所讨论的坦白亦是狭义的坦白,即是与自首相区别的坦白。

  关于坦白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被发觉后的主动交代称为坦白”,简称“发觉说”。第二种观点认为“坦白是指犯罪分子作案后,被司法机关拘、捕归案,尚未向其出示证据而交代了罪行,并愿意接受法律制裁的行为。”概括为“拘捕说”。第三种观点认为“坦白通常是指犯罪分子作案后其犯罪行为已被政法机关或单位组织上怀疑、发觉,在公检法机关对其传讯后、拘留或者单位、组织找其谈话后,自感难以继续隐瞒而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概括为“怀疑说”[2]。第四种观点认为“所谓坦白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其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发觉后,在被传唤、讯问时,或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或在法庭审理中,如实交代其所犯罪行的行为。”[3]第五种观点认为,“所谓坦白是指在犯罪事实和犯罪分子均被发现以后,犯罪分子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向公检法机关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的行为。”[4]第六种观点认为,“所谓坦白,是指犯罪分子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接受国家审查、裁判的行为。”[5]

  前述第一种观点即“发觉说”将犯罪“被发觉后”主动交代作为坦白的核心,显然没有揭示出坦白的本质,且该概念不当地扩大了坦白的成立范围,缩小了自首的成立范围,并未与自首相区别,固不足取。

  第二种观点即“拘捕说”认为在司法机关尚未向犯罪人出示证据前,其交代罪行是坦白的重要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该观点将坦白的前提描述为犯罪分子作案后,被司法机关拘、捕归案,作为犯罪人被动归案的全部表现形式,同样不适当地缩小了坦白的成立范围,同时该观点也未对坦白与自首的内涵做出科学的界分,故存在不足。

  第三种观点即“怀疑说”以犯罪人犯罪后被公检法机关或单位组织怀疑并被公检法机关对其传讯后、拘留或者单位、组织找其谈话作为被动归案的标志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单位组织并非司法机关、不具有司法职能,其与犯罪人的谈话不具有传讯的性质,此时只要犯罪人能在司法机关对其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的,仍构成自首;[6]第二,“怀疑”既可以是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怀疑,也可以是具体的针对某一特定犯罪事实的怀疑。前一种怀疑可以认为是形迹可疑,此时的犯罪人在司法机关的盘问之下,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成立自首;后一种怀疑可以认为是有犯罪嫌疑,此时的犯罪人在司法机关的盘问之下,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才成立坦白。因此,该观点不当的扩大了实施讯问的主体,也未对坦白与自首的区别做出界定,故存在不妥之处。

  第四种观点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其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发觉后”作为坦白的前提条件,其错误同本文对第一种观点的评述;将“在被传唤、讯问时,或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或在法庭审理中,如实交代其所犯罪行的行为”则不当地扩大了坦白的成立范围,导致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的任何一个环节均存在坦白的可能,混淆了坦白与庭审中如实供述的关系,故存在不当。第五种观点存在的问题与第四种观点大致相同。

  第六种观点综合了前几种观点的合理内涵,揭示了坦白的本质特征,对坦白的概念表述较为准确,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一是使用“犯罪分子”一词,政治色彩浓厚、左的特征明显,不符合刑法中对犯罪人的称谓,应纠正为“犯罪人”;其二是“如实供述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扩大了坦白的成立范围,与如实供述相混淆,应表述为主动如实交代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其三,与自首的概念相同,“接受国家审查、裁判”是坦白的应有之义,无需在坦白的概念中表述,可在坦白的成立条件中予以说明,故该表述有累赘之嫌,存在不当。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坦白,是指犯罪人在被动归案后,主动如实交代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

  (二)坦白的构成条件

  1、犯罪人被动归案

  犯罪人的被动归案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被侦查机关传唤到案。侦查机关掌握了犯罪人涉嫌某种犯罪的部分证据而将其传唤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如其拒绝接受传唤,可拘传。其二,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而归案。其三,被群众扭送归案。上述三种类型的归案,都不是犯罪人的主动、自愿归案,甚至是违背犯罪人意志的,故都属于被动归案。

2、犯罪人主动如实交代自己被指控或涉嫌的犯罪行为

第一,犯罪人主动交代罪行。犯罪人或被扭送、或被传唤、或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侦查机关通常对案件只有粗线条的了解,有的甚至仅仅停留在某一犯罪是犯罪人实施的阶段上。若要全面、准确地查清案件事实,通常要依赖于犯罪人归案后的主动交代。试举一例:某甲杀害某乙,逃匿后被抓获归案,后主动交代了杀人罪行,并带公安机关指认犯罪现场、找到被害人尸体。侦查机关掌握的部分证据证实某甲实施了杀人行为,并对其实施刑事拘留,但本案的定案在很多方面尚需某甲的供述。如本案的杀人现场、犯罪人的犯罪动机、犯罪工具、被害人被抛尸、藏尸的现场等等事实在某甲尚未供述时还不确实、不充分。此时,犯罪人被动归案后,在侦查机关尚未向其出示任何证据时,自己主动供述杀人犯罪的细节、详情,从而使司法机关及时了解案件详细情况、收集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应认定为坦白。

第二,主动交代主要罪行。与自首中如实供述类似,犯罪人必须如实供述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才构成坦白。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主要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多次实施同种罪行的,应当综合考虑已交代的犯罪事实与未交待的犯罪事实的危害程度,决定是否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虽然投案后没有交代全部犯罪事实,但如实交代的犯罪情节重于未交待的犯罪情节,或者如实交代的犯罪数额多于未交待的犯罪数额,一般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无法区别已交代的与未交待的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或者已交代的犯罪数额与未交待的犯罪数额相当,一般不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7]

  第三,犯罪人主动交代涉嫌或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构成坦白的时间范围。刑事诉讼的哪一或哪几个阶段犯罪人有存在坦白的可能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刑法理论对此尚未展开讨论。从对坦白概念界定中的几种观点来看,不少学者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存在坦白的可能。对此,笔者认为,应严格限制坦白成立的时间范围,在一般情况下,将坦白限定在侦查阶段的逮捕之前较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坦白的本质。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2、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8]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时,必然要移送案卷材料和证据,而证据必须同时符合前述三项标准,逮捕才可能获批。因此,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时一般已经掌握了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相对确凿的证据,坦白的时间一般应限定在提请批准逮捕前,且在侦查人员尚未向犯罪嫌疑人出示证据时。少数例外情况是,其一,在提请批准逮捕时甚至在审判阶段,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仍不确实、不充分,案件难以认定时,如有些一对一证据,没有犯罪嫌疑人交代,证据不足可能被迫释放犯罪嫌疑人,此时应存在坦白、以鼓励犯罪人主动供述犯罪事。其二,对涉嫌同种余罪的坦白可以放宽到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除此之外,应将坦白严格限制在侦查阶段。对将坦白限定在侦查阶段也符合坦白的实质。与自首类似,坦白的意义无非两点,第一是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减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第二是节约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因此,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掌握了充足证据并在出示证据时,犯罪嫌疑人才供述犯罪事实,属于如实供述(供认),但不是坦白。

  3、犯罪人自愿接受审查、裁判

  自愿接受审查、裁判是指,犯罪人被动归案、主动交代其罪行后,听从、接受侦查、起诉、审判的行为。自愿接受审查、裁判是认定犯罪人有坦白情节的必要条件,它表明了犯罪人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如犯罪人主动供述后又脱逃并被抓获归案的,不能认定为坦白。值得研究的是,犯罪人在交代犯罪行为后又翻供的,能否认定为犯罪人自愿接受审查、裁判?对此,笔者认为,参照自首的认定条件,犯罪人在交代罪行后又翻供的,只要其能在一审判决前又如实供述罪行的,仍可认定为坦白,只是在量刑时可以考虑对其的从轻幅度缩小甚至不予从轻处罚。另外,犯罪人交代罪行后,对其行为性质的辩解、对不影响定罪事实的量刑情节的辩解,均不得认为其认罪态度不好、不愿接受审查、裁判,而影响到对其坦白的认定和量刑。

  二、坦白与相邻概念之间的关系

  (一)坦白与自首的关系

  1、坦白与余罪自首的关系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余罪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与其被掌握的罪名不相同的犯罪事实的行为。[9]如果犯罪人被动归案后所交代的不是被指控的、被发觉的罪行,而是被指控以外的,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的其他罪行,且该罪行与被指控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则不属于坦白,而是余罪自首。

  2、形迹可疑与有犯罪嫌疑的关系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10]对此,同时符合如实供述条件的,应当认定为自首。但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在其身上、随身携带的物品、驾乘的交通工具等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11]前述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况笔者将其称为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的,可认定为自首;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况笔者总结为有犯罪嫌疑,经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可以认定为坦白。可见,在此种情况下,区分形迹可疑和有犯罪嫌疑意义重大,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对犯罪人不同法定量刑情节的认定。

形迹可疑是指有关组织或司法机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盘问人可能涉嫌某项犯罪,仅仅因为被盘问人表现不正常(衣着、举止、神态、语言)、行踪诡异等,使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对其产生怀疑。对被盘问人的怀疑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非具体的、泛泛的、无客观依据的怀疑,而不能和具体的犯罪联系起来,仅仅是有关人员根据经验和直觉的判断时,应认定为形迹可疑。或者某一犯罪发生后侦查人员已掌握一定线索或证据并在排查或调查中发现行为人反应不正常、使人生疑,但尚不足以通过现有证据确定其有犯罪嫌疑,应认定为形迹可疑。对形迹可疑人,经盘问、教育后交代的,可视为自动投案,符合如实供述的,应认定为自首。试举一例:某甲于1998年12月应缅甸毒贩要求采用体内藏毒的方式欲将海洛因从缅甸运输至我国境内,在云南省某机场被公安机关安检盘查时,即交代体内藏毒事实,后被查获其体内藏海洛因400余克。本案中,公安人员在机场发现某甲形迹可疑,没有掌握任何犯罪线索,但其身上带有毒品能证实其走私毒品犯罪事实。之所以认定其自首是因为,某甲采用体内藏毒的特殊方式走私毒品,如其不主动交代,难以查处。如其随身携带毒品,该毒品能够被查出,并证明犯罪事实,其主动交代也不构成自首。[12]前述案例即是公安人员对某甲的怀疑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怀疑,而不能和具体的犯罪联系起来,应认定为形迹可疑,故其如实供述罪行应认定为自首。

有犯罪嫌疑是指司法机关掌握一定的线索或证据,证明该人可能涉嫌某项具体犯罪。如侦查人员从行为人身边或住处找到客观性的证据(赃物、作案工具、带血迹的衣物等),或有目击证人直接指认行为人为作案人,从而在行为人与具体犯罪之间建立起直接、明确、紧密联系的,因此时有一定证据指向行为人,其具有比一般排查对象更高的犯罪嫌疑,即应认定行为人有犯罪嫌疑。对有犯罪嫌疑的人经审查后交代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符合坦白条件的,可以认定为坦白。试举一例:某乙于2006年6月的一天凌晨与被害人某女(14周岁)发生性关系时因其处女膜破裂,某甲所穿T恤和裤子上均沾有某女血迹。后因某女提出要将其与某乙发生性关系之事告诉其姐姐,某乙恐事情败露便在护送某女至其姐家途中将某女掐死后藏尸于路边菜地,后逃离现场。公安人员据线索至某乙家排查时从洗衣机内查获带血迹的T恤,在公安人员质问下,某乙遂交代了杀人罪行。本案中,公安人员根据线索,到某乙家排查时找出带血的T恤,面对公安人员质问,某乙供述了杀人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找出相关物证。公安人员事先已掌握相关线索能与某乙相联系,又在某乙家找出带血的T恤,此时的某乙已被认定为有犯罪嫌疑。某乙在客观证据面前无法做出合理解释而交代罪行,并非因形迹可疑受到盘查时主动交代罪行,其行为不具备投案的自动性,故不构成自首,但其行为系在有犯罪嫌疑时经盘问(讯问)而主动交代罪行,构成坦白。

区分形迹可疑和有犯罪嫌疑的依据是,其一,是看在盘问时对被盘问人的怀疑是否有具体的依据或能否与具体的犯罪相联系。司法机关尚未掌握行为人犯罪的证据或线索盘问行为人时,如果行为人不如实交代犯罪仍能自圆其说,足以消除司法机关对其产生的合理怀疑,则为形迹可疑。[13]其二,对司法机关已掌握一定线索或证据进行盘查或排查时,如行为人反应不正常使人产生怀疑,但尚不足以通过现有证据确定其为犯罪嫌疑人,而仅基于常理、特定的工作经验形成的主观判断行为人举动、神态不正常等,则为形迹可疑;在被盘问人身上、身边当场发现、查出毒品、枪支等违禁品,或者发现其身边有疑似犯罪的赃物、作案工具等物品,身上有打斗伤痕、血迹等,能够使行为人与具体犯罪之间建立起直接、具体、明确、紧密的联系,而尽管这种怀疑也有一定推测性,但这种推测建立在一定客观事实基础上,应认定为有犯罪嫌疑。

  3、坦白与供认的关系

如前所述,坦白的成立条件之一是主动如实供述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所谓主动交代,是指犯罪人在被动归案后,在司法机关未出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自行向司法机关供述有关犯罪的实施情况。[14]如犯罪人被动归案后并不主动供述,而是否认、抵赖、推诿、搪塞,蒙混过关,直至司法机关出示其犯罪的部分证据或者全部的充分的证据后,其才交代罪行的,则不属于主动供述,而是被动供述,其行为也不构成坦白,而只能构成供认。在司法机关出示证据以前,自己向司法机关交代被指控的罪行,是坦白区别于供认的重要特征。[15]这里还涉及到侦查人员的讯问策略、方法与技巧的问题。在案件事实情节比较清楚,证据比较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开展讯问,主要应采取使用证据的讯问方法。[16]对这种情况,认定坦白应不存疑义,在侦查人员出示证据前犯罪人交代罪行的,应认定为坦白,否则为供认。但在多数情况下,证据材料量少质弱的情况下开展讯问,更多地运用说服教育、揭露谎言、分化瓦解等讯问方法,有时还借助心理学,使用造成错觉和心理同情等方法打开犯罪人的口供。由于这些方法都是在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时所使用,侦查人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轻易抛出证据,对此,在侦查人员出示证据前,犯罪人供述的,一般应认定为坦白。

三、对坦白的量刑

  (一)“坦白要从宽、抗拒不从严”是对被告人量刑的逻辑起点

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人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在很多人看来包括犯罪人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即认罪悔罪的从轻处罚、拒不认罪的从重处罚。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人的量刑以犯罪人认罪为标准或曰模板,根据犯罪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结合犯罪人的认罪态度等因素,对犯罪人量刑。对于拒不认罪的被告人,往往酌情予以从重处罚,即抗拒从严。这种做法加重了辩护权的负担,使得被告人不敢充分辩护,构成了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不当限制,有悖于宪法和法律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精神。[17]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对坦白的犯罪人可以从轻处罚,即坦白从宽。且新刑事诉讼法实际上确立了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原则,即任何人不得强迫被告人证实自己有罪。根据《刑法修正案(八)》、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拒不认罪不是对其从重处罚的理由。法官在对被告人量刑时,首先应确立逻辑起点,即被告人不认罪是模板。被告人有坦白情节或在庭审中自愿认罪的,一般应当对其从轻处罚。传统的执法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逻辑上存在悖论,即在从轻处罚和从重处罚是量刑中向两极行进,而缺乏对被告人量刑时的逻辑起点(原点),这不仅使对被告人的量刑在理论上存在逻辑悖论,也在客观上倾向于被告人认罪,对不认罪的被告人从重处罚。而坦白从宽因为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没有统一的标准,实践中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对坦白或认罪的被告人的从轻处罚标准不一,更为严重的是多数情况下陷入了坦白不从宽、抗拒要从严的误区,客观上使被告人走向对抗的道路,也在实践中纵容了刑讯逼供的作恶,这违背了世界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刑讯逼供不仅违反了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国际准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长期依赖口供的现状无法扭转、刑事侦查技术止步不前,不利于分化瓦解刑事犯罪,不利于在打击刑事犯罪上与国际接轨。也使我国的刑事诉讼饱受国际社会诟病,被抨击和指责我国人权状况提供了口实。因此,笔者认为,应确立“坦白要从宽、抗拒不从严”的逻辑起点。

(二)建立“自首——坦白——供认——庭审中认罪——不认罪”的犯罪人认罪体系

  传统的刑法理论注重对犯罪的打击,忽视对犯罪人的权利保护,对有自首、坦白情节的被告人的量刑没有与不具有自首、坦白情节的被告人拉开足够的差距,以至于出现犯罪人交代的越多,坐牢越久,交代的越少,坐牢越少,即“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不合理现象。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18]“任何人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即间接承认了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这一历史的进步应当体现到对被告人的量刑中,即建立“自首——坦白——供认——庭审中认罪——不认罪”的犯罪人认罪体系,将自首、坦白、供认、庭审中认罪等四个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以阶梯状排序并予以立法化,在法律上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的认罪和悔罪态度能获得不同程度的从轻处理机会。

(三)以法律保障侦查人员全面收集证据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19]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应当全面收集犯罪人与犯罪有关的各种证据,尤其是应当全面收集对犯罪人有利的证据,以扭转目前重打击、轻保护的局面。侦查人员应当对符合坦白规定的犯罪人的坦白行为提供相关证据,供法庭在对被告人量刑时参考。对此,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办案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当予以说明并移交相关证据材料。”[20]笔者认为,同样应以立法或司法解释作出类似的规定,以从法律上保障犯罪人的坦白情节在证据上能够得到支持。

  (四)修正量刑指导意见中对犯罪人的从轻量刑幅度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的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同时,该意见还规定,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根据坦白罪行的轻重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前述意见较为完整的规定了对自首、庭审中当庭自愿认罪的被告人的量刑情况,也规定了与余罪自首相当的坦白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笔者认为应当对具有坦白情节的犯罪人的从轻处罚规定在量刑指导意见中予以明确。即规定具有坦白情节的犯罪人,根据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的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以实现司法机关对坦白从宽的承诺。同时,笔者建议,对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其从宽的幅度从目前量刑指导意见中规定的40%上升到50%,对于无坦白情节,但被逮捕后自愿供认的犯罪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其在15%以下量刑。

  综上,笔者认为对自首的犯罪人一般可从宽处罚50%以下,特殊情况下情节较轻的,可以从宽至50%以上直至免除处罚,对坦白的犯罪人可从宽30%以下,特殊情况下,如如实供述同种罪行构成坦白的,可从宽20%以下,对不符合坦白条件的供认可从宽15%以下,对庭审中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可从宽10%以下。据此建立即建立建立“自首(50%)——坦白(30%)——供认(15%)——庭审中认罪(10%)——不认罪(0%)”的犯罪人认罪量刑体系。

  结语

诚然,若使坦白从宽刑事司法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准确的运用,还需要一定的约束,如在刑事判决书中充分论证对坦白的量刑理由、裁判文书公示制度以及加强对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权力对犯罪人坦白的错误认定予以责任追究,以及立法上确立沉默权制度,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等等。相信通过上述规制,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坦白制度一定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家法律鼓励坦白,但坦白后将被定罪并可能判以重刑;法律禁止奸滑不供,但那种无视法律、钻法律空子的犯罪人却可能因案件证据不足而逃脱法网的尴尬局面,使坦白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对犯罪人在刑罚处罚上的失衡和不公正。

 

 







[1]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



[2]前三种观点参见周振想著:《自首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127页。



[3]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



[4]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334页。



[5]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6]周加海著:《自首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7]参见2010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二款。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



[9]参见1998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10]参见1998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中段。



[11]参见2010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款。



[12] 陈兴良著:《判例刑法学》(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5页。



[13] 最高人民法院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0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14]周振想著:《自首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15]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16]何泉生著:《“侦查讯问难”的成因与对策新探》,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95页。



[17] 郭海清:《“拒不认罪”不应成为“从重处罚”的理由》,载《法学》,2011年第12期,第142页。



[18]参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9、50条。



[19] 参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



[20]参见2009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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