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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合同实体法为研究进路
2014/06/25 15:20:42








论文提要:合同纠纷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离不开《合同法》,事实上《合同法》本身也存在着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其存在形态有明示型、隐含型、推定型和契约型四种,并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合同法》请求权规范基础和抗辩规范基础的分析,完成对合同纠纷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类型化。全文共9955字(含注释)

为了填补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范的漏洞和引导法官对证据的自由裁量,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其中第二条确立了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即提出诉讼请求的人对权利根据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反驳诉讼请求的人对抗辩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1)同时在第五条对我国合同纠纷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作了具体性的规定(2),并在第七条规定了疑难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规则(3)。然而,证据法兼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两栖性,以及合同法作为裁判规范的性质,决定了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不可能完全仅由诉讼法规定,具体合同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是由民事实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共同完成的。因此,从合同实体法的角度来探讨合同纠纷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就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笔者以此为研究进路,主要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合同实体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表现形态如何?其与民事诉讼法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证据规定》第二、五、七条)的关系如何?能否对《合同法》进行分析实证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和抗辩基础的体系化考察,从而完成合同纠纷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类型化?

一、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存在

(一)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责任分配规范

证明责任是指诉讼中当案件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依法承担败诉风险负担的责任。证明责任从本质上讲是解决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法律技术方法,是一种裁判机制。实体法对现实生活的规范,采取的是把各种生活事实上升为法律要件事实,并赋予相应法律效果(权利与义务)的方式。在诉讼中,当事人主张有利的法律效果(权利),就必须证明相应的权利要件事实,当要件事实能够被证明为或真或假时,法官就可以适用实体法规范进行裁判;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官就运用证明责任这种替代机制进行裁判,通过在当事人之间分配诉讼风险,由证明责任负担方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由此可见,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可以说,证明责任分配的是否正确,将直接影响到证明责任制度功能的发挥,进而决定实体权利义务在当事人之间的分担。为此,在诉讼进程中,法官的证明责任分配活动必须符合正当性。其一是实质正当性,即分配的科学性,分配活动应符合证明责任分配规律,符合实体法价值和程序法价值,实现公平和效率;其二是形式正当性,即分配的可预测性,证明责任分配作为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分配活动应当对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可预期性和一致性。基于以上对证明责任分配正当性的考虑以及对当前我国法官法律素养的考量,我国应确立起类似大陆法系证明责任分配的司法模式,立法应当迎难而上,制定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对法官的证明责任分配活动进行价值引导和程序制约,而不是像英美法系一样,让法官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根据政策、公平、证据的距离、盖然性、便利等因素进行个案的利益衡量。(4)因此,在我国,证明责任法(5)的存在是必要的,证明责任法中对证明责任分配加以规定的规范就是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就是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

(二)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与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

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不仅仅存在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之中,而且存在于合同实体法中。这种规定在合同实体法中,当合同纠纷案件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据此在当事人之间分配败诉风险的规范,就是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它与民事诉讼法中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相对,为“证据实体规范”。(6)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存在是由证明责任的“两栖性”、合同实体法的裁判功能决定的。首先,《证据规定》第二条确立的我国证明分配一般原则采取了法律要件分类说,即提出诉讼请求的人对权利根据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反驳诉讼请求的人对抗辩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而要件事实是由实体法规定的,在合同案件中,就是《合同法》具体规定的。这样,在合同纠纷案件中,按照一般原则分配证明责任实际上就是对权利根据事实和抗辩事实各自的范围和内容进行进一步的界定,而界定的直接依据就是合同法。可以说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离开实体法,就成为了一句没有实用价值的空洞口号。证明责任的这种“两栖性”,表明了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不仅仅存在于诉讼法之中,哪些预置在实体法中,实现和发挥作用于程序中的“隐形”实体法规范本身就是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7);其次,合同法不仅仅是私人之间合同关系的行为规范,在法官看来,合同法更是为解决纠纷而制定的规范,即裁判规范。合同法的这种双重性质,必然使立法者,无论其制订合同法时是否留意合同与证据之间的关联,都无法避免合同法规范与证据规范在司法过程中的交错适用现象。为了发挥合同法的裁判规范功能,一方面实体构成要件事实必须具有可证明性,从而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另一方面实体合同法本身就应当包含证据规范,主要有证据方法规范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前者表现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要件,如《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就具有证据意义。后者表现为民事法律行为的责任要件,如合同法中违约请求权的规定,对被请求人而言就是追究违约责任的要件。此外,有时候,合同法也会对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进行明确的规定,尽管这样的法条并不多见,如《合同法》第68条。“事实上在民法典里(当然包括合同法)容纳相当数量的证据规范早已是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事实,不仅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民法典专章规定了证据,而且在最强调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的德国法中,民法典里仍保留着数目惊人的证据规范。” (8)

二、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形态

既然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得以存在,那么它的表现形态如何呢?在合同实体法中规定程序性质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必然要求保持与实体规范的协调,这种协调性是如何展开的?数量形态如何?笔者认为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主要有明示型、隐含型、推定型、契约型四种形态:

(一)明示型

明示型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是指在合同法中明确指出要件事实的证明主体的规范,其表述方式多样,但是都含有“证明”一词,诸如:“应当证明”、“如果证明”,“如果能够证明”等。由于合同法一般只是在具体合同纠纷案件中,为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主要规定在诉讼法中,在我国即是《证据规定》第二、五条)的适用提供可能性,其通常不直接提供如何分配的方案,否则合同法必然繁杂冗长。因而直接提供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的规范,即明示型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在合同法中必然少之又少。主要有《合同法》第68条(9)明确规定了主张不安抗辩权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合同法》第118条(10)明确规定了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第402条(11)有关委托合同构成隐名代理时,受托人行为效力的证明责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即为被告)对债务人没有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承担证明责任。

(二)隐含型

实体法的性质决定了合同法不是专门为证明责任的分配而制定的规范,从而决定了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主要是以隐含型的形态存在的,即主要隐含在各种实体权利构成要件、责任构成要件规范之中。如各种合同的给付请求权构成要件规范、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请求权规范等等。它们在具体诉讼中,成为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在事实层面则成为证明责任分配依据,并通过诉讼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证据规定》第二、五条)而间接适用。因此,隐含型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可以说是预置在实体法中,实现和发挥作用于程序中的“隐形”证明责任分配规范。

(三)推定型

推定型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是指依照合同法的规定,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断未知的推定事实存在,从而引起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分配的规范。从本质上讲,推定型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就是合同法上的法律推定,即通过证明前提事实的存在,来使某法律效果的要件事实之一(推定事实)也获得证明。在表述上,其往往含有“推定”,“视为”等词。如《合同法》第78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即合同变更的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官就运用本规范作出裁判,将“合同变更内容约定不明确”推定为合同内容没有变更。当然,含有这些词的规范也并非全是推定型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关键是看,其是否关系到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的分配。合同法上的推定往往产生证明责任倒置的效果。

(四)契约型

证明责任契约是指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达成的关于怎样分配证明责任的合意。它是按照民事权利自治原则,当事人通过合意的方式来分配证明责任的承担。证明责任契约的法律效力为各国司法实践所认可,“只要当事人可对合同标的进行处分或不违反强制性法律,此类合同就是有效的。” (12)作为私法自治最为显著的合同领域,证明责任契约自然有适用的余地,而合同法中对证明责任契约加以规定的规范就是契约型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合同法》114条关于违约金的规定,就是契约型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因为《合同法》第11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而第111条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第112条规定了可以损害赔偿。这样依据111条、112的规定,主张违约损害救济的权利人,在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必须对自己实际损失承担证明责任,而如果依据第114条有了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的约定(证明责任分配契约),就不必再对自己主张的损失承担证明责任了。这就事实上通过证明责任契约的方式,免除了权利主张人的证明责任。

三、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与民诉法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关系

已如上文所述,民诉法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在我国主要是指《证据规定》第二、五、七条。第二条主要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确立了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第五条为基本原则在合同案件中的具体运用。第七条为疑难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规则,即根据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其是对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第二条)的修正和补充。所以在合同案件中,只有不能依据第二、五条适用,或者适用明显不公平时,才能适用第七条。这就是民诉法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内部的相互关系。但是合同证明责任分配横跨合同实体法和民诉法的“两栖”性以及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存在,无疑表明了合同证明责任分配机制正当性的证成,应是合同法和民诉法两大法域的问题。如何使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与民诉法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保持协调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价值上的承载

价值上的承载是指民诉法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承载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实体法)的价值。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规定在实体合同法之中,尤其是隐含型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本身就是实体法的构成要件,这就使得这些规范代表着实体法价值,为了与之协调,民诉讼法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在保持诉讼法价值的同时,必须承载实体法价值。首先,从实体与程序的关系来讲,诉讼法的任务是为保障实体法的贯彻实施,作为其一部分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就不能不考虑实体法的立法宗旨。证明责任的分配不仅仅是诉讼程序中的技术性问题,分配的是否正当,直接关系到实体法的立法意图能否得到实现。正如埃尔曼在《比较法律文化》一书中所说:“举证规则可能使实体法规则完全不起作用。” (13)其次,由于我国是依据法律要件说确立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的,而法律要件分类说具有实体上的公正性。这是因为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背后隐藏着无以数计的实体目的和价值,它不仅与罗马法规定的攻击者原理相一致,而且还与维护民事法律秩序以及禁止私力救济的民事诉讼基本原理相符合。(14)法律要件分类说要求每个当事人都应当对其诉讼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自我负责的精神是权利的交换和转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再次,从我国《证据规定》第五条的具体分析来看,促进交易、保护交易安全和诚实信用是合同法的基本价值,一项合同的有效履行就是交易的促进,就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由此法律就应当竭力促成交易的顺利进行,对于交易的流产,则进行挽救。《证据规定》第5条第1款规定:“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就是因为合同关系的变动危及到交易的稳定,故将变动的证明责任分配于主张变动方;第2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也是为了促使合同得以履行。而《证据规定》第三款规定的“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则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和诚实信用价值的体现。因为在诉讼中,一方(甲)向对方主张自己是别人的代理人(有代理权),即表明自己并不是合同的相对人,这样就破坏了另一方(乙)对合同关系的信赖,如果让乙对甲不是为被代理人订立合同之事实(无代理权)承担证明责任,则很显然破坏了交易关系的稳定性和诚实信用原则。

(二)功能上的指引

功能上的指引是指民诉法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指引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适用。具体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是由诉讼法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和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功能分化与协调?笔者认为在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确立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的立法情景下,民诉法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是指引性规范,指引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去寻找相应的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并通过对具体的实体法规范的分析,来最终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因为依据《证据规定》第二条分配证明责任,实际上就是对权利根据要件事实和抗辩要件事实各自的范围和内容的分配,而要件事实的进一步界定,是由隐含型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来进行的。

(三)适用上的先后

适用上的先后是指不仅在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与民诉法合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之间存在着适用上的先后性,而且两者的内部规范之间也存在着适用上的先后性。笔者认为,在我国合同纠纷案件中,法官在分配证明责任时适用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先后顺序是:明示型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和推定型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证明责任契约和契约型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五条和隐含型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证据规定》第七条。因为合同实体法中明示或推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是特例,少之有少,立法者在合同法中直接规定证明责任如何分配,不同于一般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证据规定》第二、五条),有着特定的价值和用意,故首先适用;其次只要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的证明责任契约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与规范同等适用,同时遵从私法自治优先于一般强行性规定的原理,优先于一般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适用;再次,以法律要件说确立的我国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及其在合同领域具体适用的第五条,都只能与隐含型合同法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联系起来适用才能完成具体证明责任的分配,所以处在同一顺序位阶;最后《证据规定》第七条是为了弥补一般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过于追求法的安定性、可预测性和统一性,从而僵硬、个案不公等缺陷,而确立的在疑难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规则,其是弥补性规则,应当最后适用。

四、合同纠纷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类型化:请求权规范基础和抗辩规范基础的进路

合同法规定了众多的权利,以权利的作用为标准,有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三种。请求权是指权利人,依据某种规范,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15)如给付请求权、赔偿损失请求权、缔约过失责任的请求权等等。在诉讼中,可供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请求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就是请求权规范基础;形成权则指权利人依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如要约的撤回权、撤销权,承诺的撤回权,可撤销合同中相对人的催告权、撤销权,可撤销合同当事人的合同撤销权,抵销权,约定解除权,法定解除权等等;抗辩权是指对抗他人行使权利的权利。如不安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时效的抗辩等等。请求权在诉讼中表现为给付之诉,形成权在诉讼中表现为变更之诉。由于形成权与请求权具有密切的关系,是请求权发生的前提,单单行使变更之诉的比较少,往往是在请求权给付之诉中包括了形成权行使的争议。比如合同的解除权争议,往往不会提起一个变更之诉,而是因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而发生的恢复原状、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诉。为此,笔者仅以合同法之中最为典型的请求权为实体权利分类对象,以我国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提出诉讼请求的人对权利根据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反驳诉讼请求的人对抗辩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为指引,进行合同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类型化研究。(16)

(一)请求权规范基础

1.主合同请求权

主合同请求权,即合同履行请求权,如买方有向卖方要求给付标的物的请求权。履行请求权种类太多,无法一一列出。合同法中各种合同多具有相应内容的履行请求权。其权利构成要件事实一般仅为:合同成立。因为合同的有效要件,如当事人有行为能力;合同依然存在,如合同本身并没有因撤销、解除、终止而消灭;所主张的请求权并未因清偿而消灭,没有抗辩权等等,这些要件事实的证明是抗辩事实,而非权利根据事实,由抗辩方承担证明责任。

2.次合同上请求权

次合同上请求权,是指在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过程中因债务人违反主给付义务或因解除合同而发生替代主合同履行请求权或与之并存的请求权。其主要有违约责任请求权,解除合同回复原状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瑕疵担保请求权三类。(1)违约责任请求权(《合同法》第107条)。其构成要件事实为:合同成立;债务人违反给付义务;债权人受有损害;损害与违反义务之间有因果关系。(2)解除合同回复原状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合同法》第97条)。其构成要件事实为:解除权发生事实,包括法定或约定的事由;解除权行使事实;已给付之事实或有损害之事实。(3)瑕疵担保请求权(《合同法》第118、150条)。分为质量瑕疵担保请求权和权利瑕疵担保请求权。其构成要件事实为:合同成立;质量或权利有瑕疵;受有损害。

3.类似合同请求权

前述主合同给付请求权或次合同上请求权,都是以合同有效成立为前提的。而类似合同请求权,则是基于法律规定而发生,其并不以合同有效成立为前提,因为与合同有关,所以称为“类似合同请求权”。主要有二类,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返还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1)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合同法》第42条)。其构成要件为:进行合同磋商事实;有违背先合同义务的行为;行为人有过错;请求权人受有损失;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2)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返还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合同法》第58条)。其构成要件事实为:合同无效或已被撤销事实;已给付之事实或有损害之事实;对方有过错之事实。

(二)抗辩规范基础

主要有权利障碍的抗辩、权利毁灭的抗辩、抗辩权三类。(1)权利障碍的抗辩,在于主张对方请求权根本不发生。其要件事实主要有:法律行为的当事人为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契约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或禁止之规定;法律行为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法律行为不依法定之方式;自始客观给付不能;无权代理未得本人之承认。(2)权利毁灭的抗辩,在于主张请求权虽曾一度发生,但嗣后已归于消灭。其构成权利毁灭的抗辩要件事实为:清偿;提存;抵消;免除;混同;不可归责于债务人或双方当事人事由的给付不能;撤销权之行使;(3)抗辩权可分为永久的抗辩权与一时的抗辩权。前者可使请求权的行使,永远被排除,如消灭时效抗辩权。后者,非永久拒绝相对人的请求,仅能使请求权一时不能行使而已,如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

五、结语

本文是笔者在合同纠纷案件证明责任分配领域,探讨《合同法》与《证据规定》相结合的一个努力。事实上这样的研究进路,也适合于其他纠纷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的探索,无疑这样的探索对司法实践是有意义的。





(1)翁晓斌:《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4期,第74页。

(2) 《证据规定》第5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负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3) 《证据规定》第7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4)当然这并不表明绝对否定个案的利益衡量,因为在司法过程中,利益衡量存在必然性,只是说明利益衡量不应成为我国基本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我国《证据规定》第7条就规定了在疑难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自由裁量的规则。

(5)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119页。

(6)肖建国:《论合同法上的证据规范》,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第82页。

(7)霍海红:《证明责任:一个“功能”的分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66页。

(8)肖建国:《论合同法上的证据规范》,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第80页。

(9)《合同法》第68条:“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例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10)《合同法》第118条:“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11)《合同法》第402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12)[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13)[美]埃尔曼有:《比较法律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71页。

(14)陈刚:《证明责任法与实定法秩序的维护——合同法上证明责任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第64-73页。

(15)请求权是权利作用的枢纽。债权的主要作用在于请求债务人为一定的行为,自不必论。支配权、人格权,身份权,物权等受不法侵害时,也以请求权为其救济方法,如物上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诉讼中,一方提出各种请求权,另一方提出各种抗辩,从而形成“请求权”与“抗辩”的对立格局。王泽鉴老师就大力主张法律人应养成“请求权规范基础”的思维方式。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175页。

(16)这是笔者对合同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类型化的一个大致努力,并没有囊括所有的规范基础,同时各权利要件事实、抗辩要件事实都还值得细化,如在本文中笔者把不安抗辩权等抗辩权作为抗辩要件事实,事实上不安抗辩权等本身也有着各种要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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