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论坛

首页
> 法官论坛 > 理论研究

程序的法定化与正当化: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
2015/03/05 12:41:50

摘 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司法化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并特别强调由人民检察院来负责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过程的监督。建立起规范而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不仅可以保障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良好适用,推动“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的贯彻与落实,而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法律监督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此,本文提出以“程序的法定化”和“程序的正当化”作为基本思路,来探寻改革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法律监督机制的合理路径,以期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以及法律监督的立法、司法进步有所裨益。
关键词: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法律监督;程序法定;正当程序
一、引言
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以后,有关该程序的法律、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如雨后春笋般被颁布实施[]。至此,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缺乏法律监督机制的空白在很大程度上被填补,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化已初具规模。但从实践来看,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监督在立法及实践两方面都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缺乏实效。然而,若只是单纯强调法律监督效果的实现,而不注重预防法律监督权的滥用,显然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这不仅不利于根治法律监督乏力的顽疾,反而容易“矫枉过正”,以致于引发更多的问题。所以,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法律监督领域所要建立的良性、长效机制,应当既可以促进法律监督实效的发挥,同时又能够保证法律监督权不被滥用。“有效”和“规范”这两方面的目标不可偏废其一,应当受到同等重视。
二、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法律监督机制的基本思路
制度方面的革故鼎新从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只能循序渐进,从点滴做起。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在我国刚走上司法化道路不久,在很多方面还未完全摆脱之前“行政式”的做法。因此,该程序亟需通过法律监督机制的“保驾护航”,以便尽早迈入“依法而行”的正确轨道。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法律监督所面临的困境是深层次的,并非简单提出一些建议或对策就能够得以解决。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要从刑事诉讼的本源性理论入手,通过系统思想理论的指导,来整合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思路。
(一)法律监督与程序
程序,主要表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法律监督权的运行也需要以相应的程序(即法律监督程序)作为支撑与依托。而法律监督的这一“程序”也属于法律程序的一种,完全符合构成法律程序的六项要素:存在立场对立的双方(法律监督主体与受监督主体);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法律监督程序与其所对应着的受监督程序均处于一定的时空范围中);针对过去发生的行为(法律监督所指向的、受监督主体适用法律的行为一定是已经存在和发生的);以对话方式进行交涉(人民检察院将肯定或否定的法律监督意见传达给受监督主体以及受监督主体作出相应的表示都只能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完成);信息(涉及对相关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等信息进行理性的认定);确定的结论(要么受监督主体的行为合法,要么受监督主体的行为不合法并需要对自身行为进行调整)。既然作为一种法律程序,法律监督程序显然也应当由程序法进行规定,并受法律程序的相关基本原则调整。
(二)法律监督程序的法定化
1、法律监督程序与程序法定原则
作为现代程序法的基石,程序法定原则强调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应当由法律预先明确规定,否则不能予以适用;而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必须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进行,国家机关违背法律的诉讼行为会被认定为无效。[]在笔者看来,程序法定原则强调在立法环节要“有法可依”、在执法和司法环节要“依法而行”的核心内涵,同法律监督的目的是相契合的,完全可以借鉴并适用于法律监督程序中。因此,在我国特有的法治理论体系下,对于程序法定原则本质的表述,应当由“以立法权制约行政权、司法权”修正为“以立法权制约行政权、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
2、提升法律监督程序的法定化程度之必要性
(1)是增强法律监督可操作性的前提
作为评判程序品质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可操作性指程序在操作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在两性之间,可能性处于第一位,可行性处于第二位。因为法律程序的正常运行,首先要有法律上的具体规定作为依据,否则其得以开启并实施的可能性即为零,也就更谈不上对该程序的可行程度进行评价。在满足可能性的基础上,法律程序还要不断追求操作的可行性。在我国,法律对于法律监督程序的规定,不仅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其他法律程序,而且相关条文中操作性内容所占的比例非常之低,以致于法律监督职能的履行在很多领域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所以,只有增加法律监督条文的数量,并尽量提升操作性内容的比例,法律监督才真正属于“有法可依”,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才能够有效开展。
(2)是保证法律监督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基础
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必须建立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基础之上,其实施过程应当保持相对的公开和透明。如果法律监督的行使在很多环节上没有法律规定可循,甚至于给人一种“神秘主义”的感觉,那么受监督主体(包括直接的和潜在的)便无从了解法律监督的具体程序安排,也难以预知法律监督机关将采取怎么样的行动。这一状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受监督主体接受并配合法律监督工作的积极性,甚至产生一种对于法律监督的不安和不信任感。如此,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质疑和损害。
(3)是防止法律监督权滥用的必然要求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阿克顿勋爵(Ld Acton)曾经说过:“权力趋向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一至理名言,揭示了权力运行的本质,警醒着人们要牢记权力制约的重要性。与其他国家权力一样,如果缺乏必要的约束,法律监督权同样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因此,这种监督其他权力的权力也应当被关进“制度之笼”,以抑制其潜在“兽性”的爆发。而能够关住法律监督权的“制度之笼”,首先应当是“法律制度之笼”——通过立法权的运作,将法律监督的主体、范围、手段、效力和责任写进法律并公之于众,以明确划定法律监督权的边界:边界之内,依法而行;边界之外,无法律监督权的行使空间。
(三)法律监督程序的正当化
作为社会调整手段的一种,法律自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在于,法律的“触手”不可能伸及生活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也无法穷尽所调整领域的所有内容。而且,法律条文也并非越详细越好,过于详细的规定反而会让程序因为失去回旋的空间而变得机械和僵化,从而让程序参与者产生一种窒息和压迫感。所以,程序的法定化也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如果超越了适当的限度,程序功能和价值的发挥就会受到抑制。由于程序法定原则的适用前提是存在法定的程序,因此程序的法定化只是法律监督机制改革思路的一个方面。在程序法定的范围之外(即缺乏法定程序的场合),法律监督机制的良性运行,还有赖于正当程序原则的规制。
1、正当程序概述
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思想最开始源自于英国,其第一次出现于成文法中是1354年英王爱德华三世所颁布的第二十八号法令[]。到了十八世纪,上述条文所蕴含的精神随着英国殖民者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大陆,并经过一系列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中“正当程序”的经典表述——“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如今,正当程序原则的深刻影响早已超出了司法领域的范围,可以说,任何权力的行使过程都需要贯彻正当程序的理念,凡是有权力运行的地方,就有正当程序的影子。一般而言,法学领域中的“正当”指的是人的行为、要求、愿望等所具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具体到程序法的视野内,由于法律程序的合法性问题主要受程序法定原则的调整,所以正当程序所关注的实际上是法律程序的合理性问题。
2标准的判断:什么样的法律监督程序属于正当程序
(1)基于自然正义原则所生的标准——“消除偏见”与“听取意见”
由于正当程序的思想受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Natural Justice影响颇深,所以探寻“正当与否”的标准,首先需要从自然正义原则出发。自然正义原则包含两项基本的法律规则:第一“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可概括为“消除偏见”规则);第二,“人们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可概括为“听取意见”规则)。[]如果将这两项规则嫁接到法律监督程序中,就意味着:第一,作为法律监督职能的履行主体,人民检察院必须对受监督主体持客观立场,不得抱有任何偏见;第二,人民检察院在实施法律监督的过程中,有义务听取受监督主体所阐述的、与受监督事项有关的意见。在“消除偏见”和“听取意见”规则下,法律监督程序的格局可以表现为:

听取意见
法律监督主体
(消除偏见)
受监督主体

可以看出,在上图所示的法律监督程序中,信息的传递呈现出一种单向流动的状态:只有从受监督主体传递到法律监督主体,而没有从法律监督主体传递到受监督主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在自然正义原则下,只有“听取意见”规则能够影响法律监督主体与受监督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模式,而“消除偏见”是针对法律监督机关的主体适格性所作的要求,并不涉及信息如何传递的问题。然而作为一种法律程序,法律监督程序需要对事实、证据、法律等多方面信息进行认定,而认定的过程就是判断作为法律监督对象的行为是否合法与合理,这是法律监督主体和受监督主体一系列行为所指向的共同目标。毫无疑问,法律监督主体和受监督主体围绕信息认定所展开行动的过程,就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信息传递的越充分,法律监督主体和受监督主体之间就越能展开顺利的沟通与交流,法律监督结论的正确性就越有保障。就这一点来说,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过程,并不单纯等同于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过程,其还包括受监督主体根据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对自己行为予以调整和矫正的过程。因此,法律监督关系的正常运转以及法律监督目标的最终实现,要以人民检察院和受监督主体展开双向互动、彼此间形成一致意见为必要基础。显然在这一点上,仅仅符合“消除偏见”和“听取意见”两项规则的法律监督程序还有所欠缺,不能满足信息充分传递的要求,因而尚不足以达到“正当程序”的标准。
(2)基于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理论”所生的标准——“说明理由”
在法律监督程序的交涉性问题上,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具体而言,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中,“交往行为”指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在通过“交往行为”所建立起的具体关系中,不同的交往参与者为了克服掉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通过“交往理性(即人类语言和行为当中内在的交往理性)进行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最终确立起客观世界的同一性。[]依据上述理论,法律监督程序的运行也可以看做人民检察院与受监督主体双方进行交往,并就相应法律适用情况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人民检察院通过各种监督手段或方式,对受监督主体的行为实施法律监督,若认为受监督主体的行为合法,就予以肯定;若认为不合法,就与受监督主体进行一系列交涉(主要是说明各自之所以如此行为的理由),从而形成一致意见。这一格局可以表现为:

说明理由
法律监督主体
消除偏见
受监督主体
听取意见

在增加进“说明理由”规则之后,法律监督程序的信息传递就从一种单向模式变为一种双向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信息的传递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畅通的循环过程,事实、证据、法律等信息都能够被充分展示出来。这对于促进人民检察院与受监督主体之间的沟通非常有利,也为最终的协商结果得到双方共同的肯定和接受奠定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信息的双向传递提升了受监督主体在法律监督程序中的主体性,有利于激发其参与法律监督程序并发挥自身作用的主动性,从而改变了原先受监督主体在法律监督程序中只能被动接受法律监督的局面。受监督主体在接受监督的同时,可以针对法律的适用情况与法律监督主体交换自己的看法,这显然在法律监督权的制约方面具有关键意义。相比于由法律预先设定法律监督权行使界限这种静态性的制约方式,受监督主体对于法律监督主体的制约是一种处于权力具体运行过程中的动态制约,因而更具针对性和灵活度。总之,只有将静态制约和动态制约互相结合,形成“权力制约权力”的完整体系,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二律背反的难题。
三、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法律监督机制的具体措施
通过上面一系列分析,笔者得出了以“法律监督程序的法定化与正当化”作为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法律监督机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便是要在这一基本思路的指导下,从具体方面入手,建立起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法律监督机制。
(一)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法律监督的内容规定于统一的《法律监督法》中
1、法律监督立法的背景
从有关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监督条文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立法对于法律监督的规定,不仅结构散乱,而且大部分内容较为原则和抽象,以致于法律监督职权在实践中的具体行使和操作不得不以相关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为依据。而由公、检、法机关针对《刑事诉讼法》作出带有立法性质的解释或规定,属于“法外立法”的行为,明显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随着上述问题的日益显露,“完善法律监督立法”的呼声在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中愈发高涨。与此同时,包括北京、上海、湖北在内的很多省市已经就法律监督的立法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作出了一系列加强法律监督的决定和决议,为法律监督立法的完善提供了大量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成果。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法律监督立法的统一化和专门化已然成为了各界的共识,其立法时机也已基本成熟。
2、法律监督立法的形式
在法律监督立法的具体形式上,各界观点还不尽一致,存在着“修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说、“修订‘三大诉讼法’”说、“单独立法”说等。笔者认为,要解决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法律监督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真正实现宪法上对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宏观定位与基本赋权[],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监督法》是首要和根本的途径。
3、法律监督立法的架构和内容
从架构上来说,《法律监督法》可以由总则、分则、附则三部分构成。
(1)总则部分。该部分应当明确规定法律监督的概念和基本原则(如程序法定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原则、客观公正等原则、强制性原则)。除此之外,法律监督的立法任务、立法目的以及法律监督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关系等内容也应当在总则中予以明确。
(2)分则部分。该部分主要是对法律监督的手段、方式和具体程序的规定。其中,具体程序可以依据刑事诉讼程序(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监督机制就规定于这一部分中)、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保障机制、法律监督后果的顺序进行安排。当然,现有法律中已经存在较为详细规定的,可予以准用,以防止重复规定。
(3)附则部分。该部分要标明《法律监督法》的实施时间、效力等。
(二)构建规范且有效的法律监督权行使模式
1、将人民检察院的申请作为刑事强制医疗庭审开启的前置程序
依据司法权的被动性原理,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院只有在有“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才能启动案件的审理。因此,人民法院按照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进行的审判,也应当符合这一要求——若没有相关的申请,就不能开启。从这一角度出发,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申请确立为刑事强制医疗审判开启的前置程序。所以,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人民法院能够直接开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应当予以废除。在此基础上,《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修改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案件,必须以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强制医疗申请作为前提。”这样一来,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存在适用强制医疗程序可能的,应当将全案退回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进行一系列的侦查和鉴定工作。如果人民检察院同样认为本案存在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可能,并向人民法院提出了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就能够依照强制医疗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反之,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不符合适用强制医疗的条件而决定不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就应当按照普通程序对案件继续进行审理。
2建立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上诉审制度
作为一种典型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法院的审判常常会因为受到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官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无法时时达成“公平、正义”的预期目标。为了弥补审判制度的这一固有缺陷,并给予相关当事人更多、更可靠的救济途径,除了一些需要尽快解决的案件之外,绝大部分案件的审判程序都配备有相应的上诉和抗诉制度。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公正的价值位阶远优于效率,故目前我国立法上对于该程序采取的一审终审制设计并不符合审判制度的基本原理。为此,我国应当建立起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上诉审制度,将独立的上诉权赋予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同时,出于法律规定间平衡以及被害人合法利益保护的考虑,被害人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也不具有上诉的权利,其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申请,由人民检察院针对法院的裁判提出抗诉。
3、规范法律监督的“建议权”——书面说明理由制度
为了保证建议权行使的结果——法律监督建议能够为受监督主体所接受,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法律监督建议不能仅仅依靠以“力”服人,更应当做到以“理”服人[11],而此处的“理”即是要求人民检察院在法律监督建议中附具相关理由的说明。书面说明理由制度的存在,一方面构成了对于法律监督权的有效制约,因为一项附具着详细理由说明的法律监督建议,表明人民检察院对于建议权的行使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至少不是草率或者马虎态度下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也使受监督主体能够清晰、明白地了解“人民检察院之所以会这么建议”的原因,继而针对性地审视自身行为是否因为确实存在违法情形而需要改正。具体而言,人民检察院在附具的理由说明中应当涵盖以下两方面内容:
(1)事实理由。人民检察院所需要说明的事实,主要是受监督主体的违法事实,包括违法主体、违法行为指向的对象、违法时间、违法地点、违法的具体事项等
(2)法律理由。出于统一标准的考虑,人民检察院所引用的“法律”依据应当是狭义概念上的法律(如《刑事诉讼法》、将来需要制定的《法律监督法》等),而不包括公、检、法机关所制定的司法解释或规定。而且,人民检察院在说明法律依据时,必须列明法律的名称及具体条款内容,而不得使用“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这样模糊的表述。
4、将制裁性因素注入法律监督的后果中
一项完整的法律监督程序,除了要授予法律监督主体必要的监督手段和方式之外,还要保证这些授权性规定能够良好地贯彻于实践,以实现“合法行为得以保持、违法情况得到遏制”这一法律监督的最终目标。这一结果能否最终达成,一方面取决于检察机关是否恪尽职守、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另一方面则要看受监督主体是否接受监督并依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矫正。为此,必须要为法律监督设置明确的后果,尤其是要让法律监督的后果具备制裁性因素。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制裁性的法律监督后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法律监督者不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责任。如果人民检察院出现消极监督、怠于监督的情况,即为渎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相关法律监督人员给予必要的纪律或行政处分;若符合相关犯罪构成要件,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受监督主体接受法律监督的义务以及相应的责任。对于人民检察院进行的法律监督,无论其所提出的有关通知、意见或建议是否正确,作为受监督主体的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强制医疗机构首先要予以接受和配合。若上述受监督主体采取推诿、应付甚至置之不理的态度,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有权要求该受监督主体的上级机关或管理机关给予相关责任人以必要的纪律或行政处分;如果情节严重并构成犯罪的,也应依法立案、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三)实行必要的保障措施
1、实施对强制医疗机构的派驻检察制度
在强制医疗的执行过程中,被强制医疗人员不仅会受到人身自由方面的极大限制,而且还要经受长时间的治疗和康复,直到被治愈为止才能获得出院的资格。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安康医院就是被强制医疗人员的一座“围城”。考虑到作为强制医疗机构的安康医院与监狱、看守所、拘役所、劳教所等监所在强制性和封闭性方面的接近程度,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执行阶段的法律监督,完全可以借鉴监所检察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设立专门派驻于强制医疗机构的检察室[12]。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实施强制医疗机构的派驻检察制度,将直接打破强制医疗机构与世隔绝的状态,让法律监督的阳光照进原本并不开放和透明的强制医疗执行过程,从而促使安康医院日常医疗活动的规范化运转,并保障被强制医疗人员的合法权益。
2、推进人民检察院与受监督主体间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
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成熟与普及,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办案模式越来越频繁地被应用于刑事诉讼的办案过程中,刑事诉讼的办案效率也因此得以大幅提升。而且,随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机制[13]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开展,很多地区的基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都建立起了跨部门的办案信息共享平台。
要保证信息共享平台按照预先的目标来有效运行,首先,应当统一思想认识。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通过多方面的协调和沟通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使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能够自觉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及时传达和反馈相关办案信息。其次,应当加大资金、技术、人力方面的投入。一是要评估已有的电子政务网络、信息库等基础设施,从中整合出可以为法律监督所用的资源;二是要与有关科研机构展开合作,开发出特别适用于法律监督工作的软件系统,并将必要的资料、数据、法律法规分门别类地录入信息库;三是要配备相应的检察人员,专门负责信息共享平台日常的操作和管理工作。


作者简介:林哲(1989- ),男,浙江安吉人,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2014届诉讼法学专业(刑事诉讼法方向)硕士研究生,目前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刑庭工作。
[] 如《最高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六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比较法研究》1993年总第25期。
[] 参见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 参见王洪:《论法律的不可操作性》,《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 该法令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和生命。”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38页。
[] 参见H. W.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Oxf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466.
[] 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 参见前引④。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的巨著《正义论》中,程序正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加以分析,并且按照“是否存在结果正义的独立标准和程序能否确保正义结果出现”的标准区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三种类型。
[11] 参见章剑生:《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12] 当然,这一安排要以强制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前提。毕竟,我国目前的安康医院数量极度紧缺,全国范围内仅有24所,这与每年上万例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的发生量不成比例的。
[13] 参见李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实质与实践》,《检察日报》2012年7月9日。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